在学术领域，会通中西的风气与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甚至更为引人注目。张岱年先生曾说：“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，有一显著的倾向，即融会中西。近代以来，西学东渐，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。深识之士，莫不资西学以立论。初期或止于浅尝，渐进乃达于深解。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，有较高的鉴别能力，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，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”[33]。这里所概括的“近代学风”，在民国时期尤为明显。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可谓此种学风的极佳诠释。陈氏国外求学十余年，通识十余种文字，其学术著作中却几乎看不出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痕迹。显然，他对异域观念和方法的采获是真正的融化，而不是由外而加。这方面他有很自觉的意识。在给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册撰写审查报告时，他曾明确指出：一种学术“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；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”。此乃他沟通中西学术的立场，也是他融会中西学术的精神。同是史学大师的郭沫若，则走上另一条会通中西学术的道路。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用其社会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，撰成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等经典之作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一代新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