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变国人对四川看法的最根本力量，确实是“外力”，但这个“外”不是相对于蜀中，而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的，那就是日本侵华步伐的加速。在川籍国民党人周开庆（1904—1987）看来，“九一八国难发生”乃是四川地位在国人心中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节点。[97]到了1935年，王谟为《蜀铎》所写《发刊词》，调子就起得更高：“吾川从地理上、经济上、政治上，以及吾全民族存立上观之，均为我国最重要之省份。”这里“全民族存立”几个字，明显就是针对日本侵略而说的。此种“国际化”视野，是前人论证四川重要性时所未提到的。换言之，正是民族危机凸显了四川的重要，而这也意味着必须把四川放入全中国这一命运共同体中衡量：“故善治者，首先治蜀，蜀若治则全局可定，蜀若不治，全局亦难安定。”[98]
1932年“二刘大战”之后，有人曾指出：“川省虽僻远边陲，实居长江上游。”[99]同一个四川，关键是怎么看它。大家从前看到的，都是它“僻远边陲”的一面，因此也就认为其无关大局。现在则要证明它与大局有关，且关系密切，故其“居长江上游”、“扼时局之先机”的潜能就立刻凸显出来。据此，我们再看弱水文中“可怜的四川，便因此重要”一句，或可有更多认识：这正是眼光开始改变的表现。此言延续了二十年代中期《蜀评月刊》宣传的“外侮”说的思路，都认为四川的悲剧是外来因素造成的，但意图和结论都不相同。那时的逻辑是：四川人不能自主，故要谋求“自治”；此处则是在向国民政府建议：不要放弃四川，否则必有后顾之忧。换言之，它和王谟1935年那段话的意图是一样的。不过，两篇文章发表年份不同，实际蕴含的意义仍有差异。